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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百六十二章 板蕩識忠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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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種師道很為難。徐徽言方才使人送來糧米,他若是出兵攻打之,這就是不義;可若是不尊令,那就是不忠。生生陷在了兩難之中。

    徐昌言則大搖大擺的離開了廣州城,種師道的選擇是緊急上疏貴州,替徐徽言喊冤。還叫徐昌言去告知徐徽言,叫其也速速上疏貴州。

    總是要拖得一時半會兒,叫人有個緩沖的時間,也好趁機想那應對之法。

    但最後幫了種師道一把的卻不是他的努力,而是他的敵人——北面英州城里的齊軍。那似是嫌棄廣州城還不熱鬧,英州的張仲熊部適時的插來一腳。

    張副總管抱病出兵,提湘南守備軍及正白旗兵五千許,自英州南出光口鎮。後者是始興江的一處要害之地,是始興江與西湟水、東翁水的交匯地。從此向南,經水路可直抵廣州城下。

    如此雖非出兵,卻等若在廣州脖頸上架了一把隨時都可落下的利刃,叫內里人物是好不受用。

    “祖父,孫兒著實不懂。且此等境地了,那朝中諸位相公何以如此行事?”且不要說人徐徽言仍是忠于大宋朝的。即便不是,就廣州城的這些烏合之眾,又如何能遠征數百里的去滅的了人家?朝堂上那些相公們就不怕廣州被北軍趁虛而入,斷了他們的後路?就如現在這般。

    亦或者是,他們已想到了,可卻不在乎?種彥崇的臉色變得很難看。

    種師道唉唉嘆了一口氣,什麼也不想說。此事究根結底,不過是政事堂的那些相公們不想看到武將跋扈罷了。

    眼下天下大勢已經難以逆轉,但世上文貴武賤,似乎還依舊是顛不破的真理。別的不說,就是那北面的新朝,武臣地位明顯有抬升。朝堂上也更是得勢!但在民間的影響力上,武官比之文臣,卻仍舊有差距。不說別的,只言科舉,給普通百姓的感官就是如此。

    新朝的武舉,雖是革新甚多,選拔出武進士之能力比之趙宋強出不止一籌。然這等力度的改革比之文科選士來,仍舊有些不夠瞧。

    陸謙早年的設想在幾年里已經陸續施行了。文士選材,非但有了進士,更有了舉人和秀才。

    國家開科取士及第者曰“進士”;省府開科取士及第者曰“舉人”;州府開科取士及第者曰“秀才”。

    秀才者可為州縣公人,舉人則可為省州官署公人,亦或授從九品官身,下鄉縣為官;進士者則就更無須多說了。

    陸謙這般行為在文人士大夫看來,就是在修補其與士林間的隔閡。擴大‘取士’層面及數量,可不就是在討好他們麼。就像當初的趙家,一步步擴大科舉取士名額。

    陸皇帝現下不就是叫中下等之讀書人,亦有一個“干部”身份,雖新朝有觀政期,也即是實習期。可如此安排比起早前的蔣敬、朱武、王倫一流兒人來,可就強出百倍了。

    那正史上的明清兩朝,也就是開國時候,會把舉人納入官員體系。等到局面穩定之後,舉人功名者在想當官,不說難矣,更會前途無亮。

    事實如海瑞一般的人物,已經是真的難得了。後世許多人人雲亦雲,以為海瑞有德無才,不知變通,不適合做官,實則差矣。人家一舉人出身,能做到二品大員,這能力如果都不算強,那還有什麼算強?

    嘉靖朝已經是明朝中晚期,官場上各種陳規陋弊早已經成型,人海瑞以舉人身份入官場,八年時間能從一縣教諭竄到一縣知縣,正式步入官場,這可比正牌進士從知縣升到知府更見困難。沒能力能做到嗎?海瑞又沒甚個通天的背景!

    然整個明清兩朝數百年光景,文官如海瑞之歷程者,又能有幾人呢?沒有幾個。

    那些舉人秀才更多的是一輩子縮在鄉間,做自己的士紳名流,蠅營狗苟,編織自己的關系網,人情網,吸取周遭百姓的鮮血強壯自身。營造出一個個如同惡瘤樣兒的士紳家族!

    當然也有可能踫到天下之變革時候,挺身而出,若左宗棠、江忠源者,若牛金星、李岩者。

    陸謙看著就覺得浪費,兼之2世紀公務員考試的潛在影響,索性便把權利下方,把舉人與秀才與公務員考試相結合。這是在最大程度發揮國內‘知識分子’的作用,初衷可不是要彌補他與士林的巨大隔閡的。

    後者只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罷了。

    只是陸皇帝再是無心,效果卻已經出來了。兼之新朝大勢已成,這文武之間就有了點別苗頭的意思出來。當然還不明顯。

    聞煥章倒是拉起了一撥志同道合者,但與他們的‘敵人’相比,實力還相差懸殊。

    看看現下的陸齊朝堂。那手握大權的,多有梁山泊舊人的身影。也怪不得開國皇帝往往會揮起屠刀清理功臣舊將,實在是這些人的影響力過于巨大,且彼此之間關系交錯盤結,叫人想了就怕!

    當然,陸謙是不怕的。不提他有bug在手,就說這新朝崛起的過程中,他陸皇帝才是第一要緊的人。那其他人等,論功勞擺資歷,誰能蓋過他去了?故而,所有人都不再是他的威脅。

    鄭宏衛在《開國功臣宿命論》中曾提出,開國功臣的三種歸宿︰誅殺(劉邦、朱元璋)、供養(劉秀、趙匡胤)、任用(李世民)。而產生不同歸宿的五個條件則是︰登基年齡(考慮到嗣君年幼,避免功臣驕橫篡位);帝王雄才(文武素養如何);功臣才略(是否文武雙全,能夠適應國家形式的變化,出將入相。);君臣關系(君臣之間的親戚關系、朋友關系、鄉黨關系,君臣之間是否互相信任,功臣何時投奔,感情是否經過考驗);內外形式(國家內外動蕩,必然首先處理這些問題,當國家太平了,首要矛盾就變成了如何處理功臣)。

    是以,陸謙便是不拿出大封建政策,他也無須像劉邦、朱元璋那樣,對功臣大肆下手。沒有必要!更不用說,他早早的就拿出了大封建政策來,吊住了不少人的心思。

    當然,這些都是廢話,早已經歪題了。可以陸謙對朝局的控制,也不能消除文武之爭。因為這早不是什麼理念之爭,而是實實在在的利益之爭。

    現在南宋小朝廷忽的發出旨意,要廣州的種師道引兵滅了徐徽言,說一千道一萬,那就是文官們看不得武將飛揚跋扈,跳到他們頭上拉屎撒尿。更害怕如此會引發其連鎖反應,若是其他握著兵權的武將也都有樣學樣,趙宋的天可就真的崩了。更兼之蜀中……

    橫豎那些當政的相公們不願看到徐徽言再活蹦亂跳了。即使為此付出為數不多的一部分兵力,也在所不惜,心甘情願。

    他們又不是趙官家。北軍來了,投降就是。日後便是沒有了權柄,也好歹能安度余年。

    事實上,南宋的局勢到了眼下地步,可不就已經君臣離心了麼。

    要知道,正史上南宋滅亡前,可也一樣是樹倒猢猻散的。一如崇禎帝命人敲響景陽鐘,召集百官,奈何應者寥寥一樣。也如現下的南宋小朝廷一樣。

    唐代詩人劉禹錫在詩中寫道,千淘萬漉雖辛苦,吹盡狂沙始到金。

    任何一個時代,芸芸眾生,能夠在歷史上閃閃發光的卻僅僅只有那麼幾個,南宋也是如此。

    朝代更替之時,往往是最能考驗氣節之時。正史上的兩宋也好,眼下的趙宋也好,可謂是中國歷史上最優待士大夫的朝代,但是朝廷的優遇,真的換來來士大夫的忠誠嗎?

    正史上的德元年,元軍沿江而下,一路奪取建康、甦州、常州後,臨安城人心惶惶,朝廷大小官員,為保身家性命,帶頭逃跑。

    同知樞密院事曾淵子、左司諫潘文卿、右正言季可、兩浙轉運副使許自、浙東安撫王霖龍、侍從陳堅、何夢桂、曾希顏等數十等幾十名大臣乘夜逃走。

    簽書樞密院事文及翁和同簽書樞密院事倪普等人,竟暗中指使御史台和諫院彈劾自己,以便卸任逃走,然而御史章未上,二人已先逃跑。

    臨朝的謝太後憤怒地貼榜于朝堂之上,斥責這些賣國求榮的無恥小人連人都算不上︰“我國家三百年,待士大夫不薄。吾與嗣君遭家多難,爾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時艱,內則畔官離次,外則委印棄城,竟然內外合謀,接踵宵遁。平日讀聖賢書,所許謂何!卻于此時作此舉措,生何面目對人,死何以見先帝!?”

    然而,如此的斥責也不能阻擋官員的逃跑浪潮。南宋德二年,也就是西歷27年,南宋君臣過了一個淒淒慘慘戚戚的新年。正月初三,傳來了嘉興府守將開門投降的消息。正月初五,謝太後任命吳堅為左丞相兼樞密使,當天在慈元殿下詔“宣麻”公告時,朝堂之上只有六名文官到場。

    這就是士大夫的節操。

    後世人很多說起南宋,不少人推崇其氣節。什麼十萬人蹈海,很多人還鄙視朱明,說什麼宋朝滅亡時有十萬人蹈海,為何明朝滅亡時為何無人為之殉葬?

    說的好像那曾淵子、潘文卿、季可、許自、王霖龍、陳堅、何夢桂、曾希顏、文及翁、倪普、留夢炎等人一個個都是為國盡忠的不二之臣一樣。

    那留夢炎還是狀元呢,德元年,被任同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,並拜為右丞相兼樞密使,總督諸路軍馬。

    他是受命于危難之時,可領命卻不效命。稱病于家不出,直至太後親臨其家,才出任左丞相。

    不久,就干淨利索的投降了元朝。

    所以啊。就是趙桓也心里明白,都到如今這個份上了,指望著手下的大臣兀自人人忠心赤膽,還不如祈禱陸皇帝一口水給噎死呢。

    要論一干大臣中真正為他考慮的,還真就只一個耿南仲。

    後者到了貴州,是又病了,這會是真的生病了。一些事情自然便無從參與。直到听聞了消息才急忙求見趙桓,可為時已晚,那時候陳公輔已經離開多時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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